“变脸”已不再是川剧的独门绝技，这一次美国变脸之快，令很多人惊讶。

去年11月中旬，美国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对中国表现得亲切和蔼。
中美双方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表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美方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

仅仅2个月后，奥巴马就在全面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向台湾出售武器；宣布将会见达赖；对中国钢铁等产品征收高达289%的反倾销税；
力挺Google对抗中国的互联网管理；美国评级公司惠誉下调了中国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的评级……
可以说，美方几乎用上了除军事手段之外的一切威慑手段。

从奥巴马上任后对国际社会表达的和解善意，到其领受诺贝尔和平奖，到中国访问时的温和姿态，
急转直下到今天的冷若冰霜，这不可能仅仅是其个人情绪的变脸，
我们必须弄清楚其背后真正动机——即如今美国对华恶招频出到底为了什么？

这一切其实并不意外。2009年8月，本人在专著《黄金保卫中国》一书中明确预警：
历史已经跨越了从美元统治到黄金王者归来的分水岭，成为牺牲品还是乘势而起，等待中国人抉择！
美元绝不会放弃将人民币变成“垫脚石”的幻想，更加激烈的大国货币博弈才刚刚开始。

这个更加激烈的“大国货币博弈”所指何意呢？
是美元纸币危机难以避免的大趋势，美国仅靠自身力量想要扭转美元大败局已几乎不可能，
它唯有向外转嫁危机，而最佳对象就是中国。其中要害点是——
威逼利诱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千方百计阻止中国外储购买实物黄金。



其实，去年11月份奥巴马访华时的和煦和现在美国对华恶招频出殊途同归
——都是奔着中国的外汇储备来的——前者是软磨，现在是硬泡；前者是利诱，后者为威逼。

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其实并不新鲜，前期已经上演过一轮。

在2008年11月美国上一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极为慷慨地赠送了中国一顶桂冠——世界经济领袖；
而来自于西方的众多所谓金融权威及其中国弟子们群起而忽悠——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投资，
2008年的10月，某国际投行参股的国内券商报告言之凿凿：中国应该购买美国国债，
这样当其他国家开始购买时，中国将受益于债券价格的上升和美元可能的升值。此乃利诱。

为胁迫中国按时按照美国人的预期购买美国国债，2008年10月，美国竟然威胁向台湾出售爱国者导弹和预警飞机。
他们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中国外汇储备创下了一个月购买了659亿美元美国国债的惊人纪录，
按照当时国际金价，这笔钱可以购买约2500吨黄金。此则威逼。

这种行为本质就是“两头敲竹杠”的流氓律师行为，利用中国海峡两岸的分歧，对台湾出售武器讹诈台湾人民的财富积累；
威逼讹诈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敲诈大陆人民的财富积累。

由此，美国向中国提出如此无礼而致命的要求，其向中国转嫁美元危机，以邻为壑，
把人民币变成美元驶出沼泽的牺牲品和垫脚石的心机已经昭然若揭。

果不其然，2008年11月，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雷曼、贝尔斯登、美林等先后倒下。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美元流动性以救市，2008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美元基准利率降低到0~0.25%，
2009年3月18日，更是直接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直接印刷纸币注入市场。
中国外储中占比高达约七成的美元资产（其中美国国债超过1万亿美元）蒙受了巨大损失，实际已经被绑架上美元的战车。

这一次，美方为何更加凶悍地卷土重来了呢？

美国的金融危机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即由浅层的金融危机向深层的美元纸币危机发展。
美国必须在美元纸币危机最后爆发前最大化地转嫁危机。

在前一轮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主要干的就是印钞票，然后“开着直升机撒钞票”，
这制造了股票和资产价格的一轮“伪反弹”，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伪复苏，
但它不可能解决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真实物质财富创造能力空心化的大黑洞——从本质上讲，
这种拯救只不过是将金融机构的债务转换为美国政府的债务——即表现为美国国债的急剧扩张。

截至2010年1月，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2.28万亿美元，
而2010年它必须发行2.22万亿美元的国债来维持国家正常运转。
但现在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额度只剩下了2000万美元，
必须由市场消化掉2.06万亿美元，这一数量是2009年需要市场消化量的11倍。

如此一来，找到能买下这些巨量美国国债的“冤大头”已经成为美国的头等大事，而中国是潜在冤大头中最有实力的一个。
尽管20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仅增加了3000亿美元，但有总比没有好，特别是在美国等米下锅的时候。

简而言之，现在美国已经没米可吃，而且已经到处欠了还不上的米账，没人愿意再借米给它。
它软的不行就要来硬的，利诱不行就要来威逼，反正是要把你的米弄到我的锅里。

在威逼利诱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另一面，是对中国更加可怕而凶险的未来。
即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都买了美国国债，当未来不远处的某一天，
美联储突然宣布原来的10个旧美元换1个新美元，而新美元与黄金挂钩。
那么，我们将欲哭无泪。

如果那种情况出现，中国的外汇储备瞬间蒸发90%；
由于人民币没有足够的官方黄金储备的抵押，人民币将成为被抛弃的货币；
国内将出现极端的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故而，当今天美国决意以邻为壑，向中国转嫁危机的时刻，中国必须十分清楚胜负关键何在
——新增外汇储备绝不购买美国国债才是真正要害。
台湾问题、西藏新疆问题、反倾销等等都是虚招，逼中国买美国债才是实招。

可以预料的是，国内会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地游说——跟美国硬对抗成本太大，不如花点钱，买点美国国债换平安。
他们还会设身处地地为决策者考虑——如果顾忌国内压力太大，可以通过注资中投，悄悄地买，国内公众也不知道。

必须强烈警告的是，如果这些游说者成功了，那么中国也就上了大当了，
如果中国再将过去一年中结余的外汇储备主要买了美国国债，中国官方也就丧失了购买实物黄金的机遇，
彻底丧失对冲未来美元纸币危机的最后实力，则我们将在未来2~3年难逃被美元彻底牺牲的命运。
 
----作者:张庭宾 / 本文仅供参考抛砖引玉,COHIBA确实也踌躇于"黄金是否最大泡沫"之思索

“我们总是不停地买入、抛出；我们之所以赚钱，就是靠我们不停地交易。”
“模型先生”西蒙斯从不雇用商学院毕业生，也不雇用华尔街人士　
　
● 有效市场假说是基本正确的，也就是说，市场没有什么明显的套利机会。
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很小的机会，它们可能转瞬即逝　　
● 我们不雇用数理逻辑不好的学生。
好的数学家需要直觉，对很多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 
 
从1988年到2008年，他管理下的大奖章（Medallion）基金的年均净回报率是35.6%，
比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同期的年均回报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
比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均回报率则高出20多个百分点

有效市场理论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
一位大型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说：“只有少数几个人改变了我们对市场的看法，
凯恩斯是一个，巴菲特是一个，西蒙斯也是其中的一个。”



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量化投资大师、数学家和对冲基金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Corp.）掌门人。
从1988年到2008年，他管理下的大奖章（Medallion）基金的年均净回报率是35.6%，
比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同期的年均回报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比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均回报率则高出20多个百分点。

2009年10月，西蒙斯宣布将退居二线，人们不禁要问，文艺复兴科技的光环在失去了西蒙斯后会不会消失？
但毋庸置疑，西蒙斯在量化投资领域的地位无可替代，他的“粉丝”众多，用国泰君安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章飚的话来说：
“他就是我们的巴菲特，我们的神，我们膜拜的对象，因为他赚钱，因为他水平高。”

从数学家到投资人

在40岁之前，西蒙斯是一位在数学界颇有名望的教授，
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美国国防分析研究院和石溪大学任职。
他和华裔科学家陈省身共同创立的陈-西蒙斯理论推动了拓扑几何的研究进程，被运用在天体物理等领域。

但从学术研究转型后的西蒙斯，在投资领域的风头更劲。

初创时期，西蒙斯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通过关注和分析各种经济数据和宏观事件来做投资判断，
而慢慢地，他发现很多价格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并能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进行预测，
因此，到了1988年建立大奖章基金时，他把投资方法从判断型转变为量化投资。

大奖章基金的投资产品必须符合三个标准：公开交易品种、流动性足够高、适合用数学模型来交易。
而要符合第三个条件，该交易品种必须有充分的可以进行分析的历史价格、交易量等数据，
从而找出最适合的交易模型来进行量化投资。西蒙斯认为，
数学模型可以降低投资人的风险和所需承受的各种心理压力，
因为模型没有感情，一旦选定就会自动执行，能够克服人性在市场面前暴露出来的弱点。

科学研究生涯对西蒙斯的量化交易策略产生了影响。
他提起了观察核子加速器试验给他带来的启发：“当2个高速运行的原子剧烈碰撞后，会迸射出数量巨大的粒子。
我注视着电脑屏幕上粒子碰撞后形成的轨迹图，它们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却存在着内在的规律，
这让我自然联想到了证券市场，那些很小的交易，哪怕是只有100股的交易，
都会对这个庞大的市场产生影响，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交易发生。”

基于这样的观察，西蒙斯是通过捕捉市场大量异常瞬间机会来赚钱。
“有效市场假说是基本正确的，也就是说，市场没有什么明显的套利机会。
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很小的机会，它们可能转瞬即逝。这些机会出现之后我们会做出预测，然后进行相应的交易。
交易之后，我们又会对新的市场情况进行跟踪和评判，预测也会相应调整，投资组合也会跟着变化。
我们总是不停地买入、抛出。我们之所以赚钱，就是靠我们不停地交易。”

但是，频繁短线操作可能产生流动性风险，即如果市场深度不够，大量交易会对价格产生影响，
而这种价格变化意味着卖价降低、买价升高，交易成本增加。
而大奖章基金能长期占据行业翘楚地位的原因之一就是西蒙斯对流动性风险的把握。
比如，基金所投资的金融产品都有很好的流动性，基金的仓位很分散，
包括全球各地的各种金融产品，每个交易的数量都很有限，并不断加强和完善电子交易的流程和系统。

神秘的“黑箱”

在对交易策略讳莫如深的量化投资界，西蒙斯麾下的对冲基金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可能是对冲基金界最神秘的一只“黑箱”，
除了公司200多名员工之外，外界对西蒙斯的交易模型所知甚少。

如果说西蒙斯是这只“黑箱”的心脏，那么员工就是流淌在“黑箱”中的血液，而他们共同的基因就是科学背景。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将近二分之一的员工都是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顶尖的科学家，
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劳里。进入文艺复兴科技之后，
虽然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各种资产价格，但是所用的研究工具没有什么不同。

西蒙斯从不雇用商学院毕业生，也不雇用华尔街人士，他说：“我们不雇用数理逻辑不好的学生。”
因为“好的数学家需要直觉，对很多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这对于战胜市场非常重要”。
他甚至雇用了一些语音学家，包括贝尔试验室的著名科学家彼得·韦恩伯格，
并从IBM公司招募了部分熟悉语音识别系统的员工，他说：
“交易员和语音识别的工作人员有相似之处，他们总是在猜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人员流动率很低，员工的工作压力不像华尔街金融机构那么大，
每6个月，公司员工会根据业绩收到相应的现金红利，不少员工还拥有公司的股权。
事实上，从1993年起，大奖章不再接受新的投资；从2002年起，西蒙斯开始把外界投资人的钱全部返还，
到了2005年，大奖章基金就没有外界投资者了，因此，大奖章基金目前的受益人就是文艺复兴科技的员工。
而从2002年底至2005年底，规模为50亿美元的大奖章基金共为投资者支付了60多亿美元的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斯在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首次遇到了麻烦，
他在2005年成立的文艺复兴法人股票基金(Renaissance Institutional Equities Fund)当年发生了两位数的损失，
并遭投资者巨额赎回数十亿美元。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资金管理者之一，西蒙斯很少有这样的表现。
但人们不用担心“模型先生”黔驴技穷，因为这一年大奖章基金仍取得80%的高回报。

量化投资

简单地说，就是利用数学、统计学、信息技术的量化投资方法来管理投资组合。
数量化投资的组合构建注重的是对宏观数据、市场行为、企业财务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统计技术、计算方法等处理数据，以得到最优的投资组合和投资机会。

量化投资以先进的数学模型替代人为的主观判断，借助系统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具有更大的投资稳定性，
极大地减少投资者情绪的波动影响，避免在市场极度狂热或悲观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

西蒙斯小档案

1938年，詹姆斯·西蒙斯出生在美国波士顿郊区一个犹太人家庭，家中经营一家制鞋厂。
1958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数学本科学位，三年后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

完成学业后的西蒙斯在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但一年之后就跳槽去了哈佛大学担任数学教师。
两年之后又离开校园加入了美国国防分析研究院，在1964至1967年间，他的工作职责是为国家安全局破译各种密码。
重回学术研究领域后，他加入了石溪大学，并在1968年被任命为该校的数学系主任。
在石溪大学的8年时间里，他不仅和陈省身创立了陈-西蒙斯理论，而且大大提升了该校数学系在全美拓扑几何研究领域的地位。
一些他在研究领域结识的科学家后来还成了他投身资本市场的伙伴。

1976年，西蒙斯获得了美国数学协会的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几何奖。
1978年，西蒙斯离开学术界，投身资本市场。

2009年10月，西蒙斯宣布从2010年1月1日起将退居二线，
由鲍勃·默色和彼得·布朗两位联席CEO主管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各项事务，
但他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董事会主席，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
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
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
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
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
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
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
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
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
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
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
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 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
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
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
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
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
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
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
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
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
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
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
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
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
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
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
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
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
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
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
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
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
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
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
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
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
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
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
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
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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