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关系笼罩着层层迷思，其中有四大迷思分外突出。美国必须认清真相，才能避免决策失误。
中国是美国政府债的最大外国持有人是一个事实，于是人们认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十分依赖中国的资金。
中国也是美国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地，于是人们认为，美国的消费者十分依赖中国的廉价商品。
此外，中国官方强烈抵制试图影响其决策的外来压力，并且一再强调，中国经济如果不稳定，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

这四大迷思合起来会导致一个错误结论，即美国（或其他大国）不应急于敦促中国加快政策转向
——尤其是汇率政策转向——的步伐，虽然加快政策转向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重新平衡。
但这种结论大错特错了。奥巴马总统需要看清这些迷思，敦促中国尽快转变经济政策。

迷思之一：中国是美国的头号“银行”，美国非靠它不可

中国持有数额巨大的美国政府债券。中国高达2.3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有70%是美元资产。
中国的确是美国债券的大买家，但它不是美国的银行。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无需全靠中国来埋单。
就算中国不买美国国库券，世界上还有许多公私买家乐意掏钱，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仍然强劲。
如果中国方面的需求下降，美国政府可能得多付一些利息，以吸引其他的投资者，虽然如此，这也多不了多少利息。

如果中国决心减少购买美国国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得看中国怎么做，背后是什么考虑。
如果中国这么做，最终目的是放开汇率管理、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那么这既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也有益于世界其他国家。

如果中国继续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过多管理，其外汇储备将继续累积。
若中国新增的这一部分外储不是以美国国债形式持有，那中国就必然要购买以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尤其是欧元资产。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干预其外汇市场，中国央行就不得不先以人民币购入美元，再以美元购入欧元以增持欧洲资产。
结果将是欧元升值。那样一来，受影响最大的将是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
因为欧元升值对欧洲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大大超出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的影响。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决定抛售美国国债。这将导致其他主要货币升值（取决于中国增持以那种货币计价的外储资产），
对美国国债利率形成上行压力。如果减持速度过快，则有可能扰乱国际金融市场。
不过，美联储有能力限制美国利率的上扬，也有能力通过注入流动性的方法稳定市场。
另一方面，抛售美国国债对中国自身也会造成重大影响。它的外储资产将遭受巨亏。
中国官方对此十分在意，因此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很小。
事实上，正是中国对其美元资产保值的担忧才促使它开始讨论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问题。

迷思之二：美国十分依赖廉价中国产品

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对。美国进口产品中，只有15%来自中国。此外，进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的消费性产品
（服装、纺织品、鞋类、玩具、小商品等等）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甚至在美国国内生产。
替代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可能会高一些，但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制造品出口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中国制造与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价格差异正在逐渐收窄。

所谓的依赖，恰恰是另一个方向上的依赖。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对其产品的需求。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
虽然2009年中国通过政策拉动内需保住了GDP增长8%的目标，但是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没有显著回升，
那么2010年和之后的几年，要保住这个增长率谈何容易。

迷思之三：对中国施压会适得其反

中国官方强调，它不会向外部压力妥协而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它特别喜欢用这一论点来抵挡汇率升值方面的压力。
尽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向外部压力示弱，可实际上，如果没有外部压力，也就意味着没有多少改弦易辙的动力。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因为过去的成功令中国官方满足于现状，它只愿意逐步调整经济政策。
人民币汇率近来的走势说明了这一点。自2008年8月外部压力减弱依赖，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的老路上来。

迷思之四：不稳定对中国不利

中国官方还暗示，中国如果不稳定，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
然而不稳定（或对不稳定的担忧）实际上多次促成了中国的经济政策转向。
例如，担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不稳定，促使中国开发西部（西部大开发等战略）
并且改善农村的政策条件和经济机会（包括打破对农民工的歧视待遇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稳定对中国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它的确会对中国政府提出许多课题。
中国不稳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未必不利于全世界。
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固然很高，但相对于其规模巨大的贸易和经常项目盈余，它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却并不大。
一些亚洲国家和原材料出口国可能会从中国的高增长中获益，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提振作用并不大，
所以反过来说，中国经济减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奥巴马总统应该大胆地敦促中国实施经济改革，推动其经济重新平衡，
还应利用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等多边机制，公开要求中国的经济政策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协同一致。

没有来自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压力，中国可能会推迟政策转向，
这不符合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同样也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因为如果中国不摆脱对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严重依赖，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那么它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就无法持续。
现在得让中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让中国官方动作快起来，这是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一个艰巨任务。

（作者Steven Dunaway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IMF亚太部前副主任。编译：介生）